对小说和戏曲的重视和倡导，是李贽文艺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中国的小说源远流长，从魏晋志人、志怪到唐宋传奇，再到明代话本、拟话本，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史。但由于传统思想长期以来只重视诗文，以至小说一直受到轻视和贬抑。例如，唐代韩愈因为写了《毛颖传》，就曾受到张籍和裴度指责。张籍说韩愈写这类作品是“挠气害性，不得其正”，是“博塞之戏”（见《韩昌黎集》卷十四〈答张籍书〉、〈重答张籍书〉文后附录）；裴度更把韩愈看成是名教的罪人，认为他“不以文立制，而以文为戏”，要求群起而“防之”（《全唐文》卷五三八〈寄李翱书〉）。
到了宋代，话本小说逐步发展起来，但依然不为正统思想的支持者承认。欧阳修认为志怪小说是“荒诞无根原”，小说所记都是“非干大体”（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卷六十七〈与尹师鲁第二书〉）的锁细末节。当时的一些小说理论，虽然也讲到小说有褒贬是非的社会作用，但仍旧将小说称作“末学”。这说明正统思想视小说为“异端”的传统观念是何等顽固。
宋、元以后，中国的小说创作又有进一步的发展。明代在经济发展、城市繁荣和市民阶层壮大的基础上，小说创作更趋繁荣，不仅出现大量短篇小说，而且产生了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金瓶梅》等长篇巨著。随着小说创作的繁荣，小说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，对待小说的态度也开始有所转变。如胡应麟在谈到《水浒传》时曾说：“今世人酷嗜《水浒传》，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。”（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卷四十一）唐宋派的王慎中、唐顺之等，甚至认为《水浒传》仅次于《史记》。但对小说最为重视，在小说理论方面最有代表性，并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，无疑是李贽。
李贽在〈童心说〉中，把《水浒传》与儒家的“六经”以及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相提并论，认为《水浒传》是出于“童心”的“天下之至文”，而“六经”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不过是“道学之口实，假人之渊薮”。在〈忠义水浒传序〉中，李贽更把《水浒传》看作是“圣贤发愤之所作” ——太史公曰：“〈说难〉、〈孤愤〉，贤圣发愤之所作也。”由此观之，古之贤圣，不愤则不作矣。不愤而作，譬如不寒而颤，不病而呻吟也，虽作何观乎？《水浒传》者，发愤之所作也……。”